杨副局长的女儿是“道德贫困生”
盛大林

湖北省襄樊市贫困大学生被终止资助事件再起波澜：一名为杨敏的受助女大学生的父亲竟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母亲也是环卫所合同工。樊城区城管局党总支书记梁洪勇说：“杨洪圣虽然是副局长，但每月实际工资只有1200多元，还有每月1000元左右的津贴一直没有发，其爱人在城管局下面的环卫所工作，工资每月也只有几百元，生活并不宽裕。”（据8月26日《长江商报》）

杨副局长每月工资1200元，但实际收入只这么多吗？城管局是公认的“罚款局”，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多，职工的“灰色收入”当然不会少。那1000元左右的津贴虽然一直没有发，但总是会发的——政府欠干部的账，从没有一笔勾销的。更何况，罚款等权力还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寻租的机会。

即使杨副局长的每月收入只有1200元，其妻子的工资为900元（报道中另有提及），那么其家庭月收入也超过2000元。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级市，这样的家庭即使不算“宽裕”，也不能算是“贫困”吧。

经济并不贫困，杨副局长的女儿咋就成了“贫困生”呢？主要的手段是欺骗。在申请表格中，杨敏母亲月收入一栏填的是200元，家庭月总收入填的是600元，杨母所在单位还在推荐栏里填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之所以作假，是“为了确保一次通过”！

如今，高昂的学费在大学的门口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门槛。很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因为没有学费而望洋兴叹，也有不少大学生因为家庭供养不起而被迫退学。有的准大学生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有的家长甚至因为无力供孩子上大学而走上绝路……正是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企业家及慈善人士才行动起来，或慷慨解囊，或多方奔走。有限的善款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能帮助一个是一个。然而，身为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竟然弄虚作假骗取善款——如此“燕口夺泥”，如何下得了手？

看来，杨副局长一家确实很“贫困”，杨敏也确实是“贫困生”。不过，他们不是“经济贫困”，而是“道德贫困”！

如此说来，问题就不仅仅是骗取资助的问题了。更让人忧心的是：像杨洪圣这样“道德贫困”的干部，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08-26/061612450710s.shtml

为茅于轼辩护
盛大林

一篇千字文，引来板砖无数。因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年近八旬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舆论的“公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个人如果同时受到一千人的痛骂，那么这一个人就必定是坏蛋。在一片哗然中，任何辩解都会被淹没，就像文革中的大批斗一样，除了抱头受刑之外，被批斗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好在时代已经进步了，茅于轼先生只需要承受“语言暴力”，而不用为“坐喷气式”而担心了。我想，这也正是他敢于“胡说八道”的原因。

当然，“胡说八道”是批斗者说的。茅于轼先生肯定不承认，笔者也不这么认为。在那震耳欲聋的叫骂声中，如果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打着“正义”旗号贴着“良知”标签的口诛笔伐其实经不起推敲。

有人拿茅文的“硬伤”说事儿，说茅所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不符合史实。有人列出一串数字，称中国明清时期的GDP世界第一，等等之类。不知道这些数据从何而来，但与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确实大相径庭。其实，就连引用者自己都说那些数据“基于非常不完整的资料，当然不足尽信”。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时期可能不算穷，但说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比较穷应该没有问题，即使刨去那几个“盛世”，中国穷的时间难道没有几千年吗？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穷的时间没有几千年，也无伤于“富人应该与穷人一样受到保护”的主旨。揪住这样的细枝末节，有多大意义呢？

有人从分析方法上找毛病，说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这种“两分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健康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段占多数，茅于轼应该为中产阶段说话。这是一种转移话题的“批评”方法，或者说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不错，中国现在最需要扶植的是中产阶级，但茅于轼说不应该为中产阶级说话了吗？没有。非但没有，茅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让穷人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文章。研究社会，首先要对人群进行分类；而分类有很多种分法。比如可以分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分法”并一定就不科学。至于应该使用哪一种分类，则应该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在什么语境下讨论。茅于轼发表那一番言论，针对的就是仇富现象以及贫富对立的问题，加入的就是如何处理富人和穷人的关系的语境——人家正在讨论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你却说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又当如何，这不是鸡同鸭讲吗？

有人从逻辑上挑刺，说“替富人说话，怎么可能为穷人办事？‘说话’与‘办事’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办事’！”单从字面上看，茅于轼的说法确实像是自相矛盾。但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理解，就会发现，茅先生虽然是在为富人说话，其实也是为穷人着想。首先必须清楚，茅为富人说话，并不是袒护富人，而只是说富人的合法权益也需要保护，这原本就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再者，只有保护富人，才能保护创富的环境，才能使社会上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个仇视富人的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富裕、发达。事实上，茅于轼确实是一边“替富人说话”，一边在为穷人办事。茅于轼牵头负责的专门扶助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使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而他一家仍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任何逻辑都推翻不了的。

茅于轼说，他之所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因为“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而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有人反驳说：“资本本身就会说话”。这是在偷换概念。不错，资本本身就会“说话”，但此之“说话”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资本所具有的影响社会、调配资源的能力以及话语权，这是一个政治学意义的概念；而茅于轼所说的“说话”是本义上的“说话”，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不是否认富人在话语权上的强势，而是想在社会舆论上为富人“正名”。说到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茅先生在文中强调过的一句话：“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富人、穷人”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词语。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就没有理性探讨的环境。只要谁“替富人说话”，就肯定是“人民公敌”。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沉默，唯有茅先生依然“嘴上没有把门的”（茅夫人语）。我相信，茅先生也预料到了今天这样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也反过来印证了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必要性。

茅于轼先生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他为穷人着想反而挨穷人骂，不是他的悲哀，而是穷人和社会的悲哀！

——写在沪指突破5000点之际
盛大林

2007年8月23日，在中国证券史上肯定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在这一天，上海股市综合指数突破了5000点大关！

而两年多前的2005年6月6日，沪指只有998点。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攻克了5个千点大关。这是世界证券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经济学家韩志国撰文认为：现在5000点的股市比当年1000点的股市更健康，并列出了八大理由。我同意韩先生的这个纵向比较式的判断。的确，两年前的中国股市处于股权分置的状态，这种机制本身就是病态的，根本没有“健康”可言；而现在的股市，已经实现了全流通，至少在运行机制上是健康的，而且其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在逐步显现。

不过，比过去健康不等于很健康。如果进行横向的比较或者只着眼于市场本身，那么不能不承认中国的股市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暗藏着很多风险。在我看来，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仍然是“政策市”，而最大的风险则来自于它是“概念市”。

“政策市”是中国股市的老毛病。曾几何时，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能让股市一泻千里；而今，政策对股市仍然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今年的“5·30”之变，也是“政策市”仍然存在的力证。不过，这种干预的力量正在减弱。这一变化也被韩志国先生列为“更健康”的八大理由之一。韩先生在文中说：“市场的力量与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示出对抗行政力量的巨大能力、强力与张力，在中国股市中由政策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千分之一提高到千分之三，利息税从20%下调到5%，半年内四次加息，突然决定发行高达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今年以来，政府专门针对股市或可以影响股市的政策不断出台，但都未能按住中国股市高昂的龙头。而5000点的大关就是在央视刚刚宣布加息之后攻破的。无论政府如何“打压”，股市就是“不低头”，甚至“愈挫愈奋”。如此巨大的力量从何而来？仅仅是“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吗？

我曾问过很多炒股的人：股指已经涨到这么高了，而且政府频频出手打压，你们为何还要入市？不怕崩盘吗？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在奥运会之前，股市的大趋势肯定是涨，政府不可能让股市崩盘！”这种共识恐怕是股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根本原因。那种足以对抗行政力量的巨大能量至少也有一部分来自这里。

如果北京的奥运会能一直筹备或举办下去，那么“奥运”这个概念就可以一直成为股民的精神支柱，股市也可以一直这样牛下去。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为期只有半个月的奥运会之后怎么办？说“奥运会之前股市不会崩盘”，潜台词是奥运会之后可能崩盘。而这是一个非常短的预期。相信很多股民都在盘算着撤出股市的时机。等奥运结束后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时候要么因为大家都想撤而都撤不出，要么已经崩盘；因此，必须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撤出。如果这也成为共识，那么奥运的前夕，中国的股市就极有可能遭遇“滑铁卢”——这对中国的经济以及北京的奥运会来说，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决策分散是股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分散的决策不仅有利于资源配置的均衡，而且有利于股市的整体稳定。如果股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可能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而“奥运”概念就把股市内外的人心凝聚到了一起，并让越来越多的人作出一致的选择——这种“概念市”比“政策市”还要可怕，因为“政策市”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概念市”是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控制的。

沪市击破3000点的时候，就有人惊呼中国股市“太疯了”；现在突破5000点，就更不用说了。其实，股指是1000点还是5000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牛市行情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动力源自哪里。如果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基础上而且是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那么即使突破10000点也不可怕。然而现在的中国股市却维系在一个概念之上——来时“一拥而进”，去时“一哄而散”——这确实具有很大的风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股市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走出“概念市”的陷阱。而要走出这个陷阱，就必须瓦解股市投资中的“奥运”共识。这一方面需要投资者的理性，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有所作为。政府不断出手为股市降温，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70823/03401620117.shtml

关于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协调企业涨价一事，国家发改委终于盖棺论定了。方便面协会也公开认错并道歉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政府价格监管风暴正在升级，一场物价保卫战已经打响。（据新华网8月18日）
 
方便面中国分会的致歉声明公开发布之后，新华社的记者一直尝试与方便面中国分会的负责人联系，但“奇怪的是，该协会对待媒体的采访依然采取‘不接电话’、‘挂断手机’、‘一问三不知’等态度。”另有报道说，曾有媒体记者联系上了方便面中国分会新闻负责人杨翠霞，“当被问及对发改委通报及处理意见的看法时，杨女士毫不客气地挂断电话，此后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一些媒体记者质疑，该协会的“致歉”究竟有没有诚意。

“奇怪”吗？我看一点都不奇怪。强大的政府下了结论，小小行业协会当然不敢违拗。但方便面中国协会显然是口服心不服，而拒绝任何采访可能就是无声的抗议。

是的，人家能服气吗？协调价格本来就是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此之前，很多行业协会都曾公开召开过价格协调会议，很多还被媒体公开报道了。以前一直没人管，现在怎么突然就“非法”了呢？这个问题，笔者以前曾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国家发改委的认定理由和结论：“方便面中国分会和相关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价格法》第七条‘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第十七条‘行业组织应当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加强价格自律’的规定，以及国家发改委《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第四条‘经营者之间不得通过协议、决议或者协调等串通方式统一确定、维持或变更价格’的规定，已经构成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请大家注意，这个结论是针对两个主体的，即“方便面中国分会和相关企业（经营者）”，而认定中引用的《价格法》第七条、第十四条都是针对“经营者”的，与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关系。第十七条倒是针对行业协会的，可是，协调价格就违反了“加强价格自律”的规定吗？行业协会协调价格并不是“只就高不就低”，协调后的价格通常是折中的——有的企业拟涨20%，有的企业拟涨10%，行业协会协调后定为15%，这不也是一种“价格自律”行为吗？而那个“暂行规定”，也是规范“经营者”行为的。而且它是国家发改委自定的部门规章，连“法规”都算不上，更别说“法律”了。咋一看，行业协会好像违反了很多条法律，其实一条也套不磁实。

经营者与行业协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主体，国家发改委为什么要把二者混在一起说？因为如果各说各的，对方便面中国分会基本上无话可说，只好来个鱼目混珠。而真正值得“奇怪”的是，四条理由中有三条是针对经营者的，结果却没有任何一家“相关企业”受到处罚。很显然，方便面中国协会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认定行业协会协调价格违法，就是对行业协会的阉割。而阉了行业协会，物价就不会涨了吗？其实，行业协会只是个中介组织，通过它协调价格本来就不是必需的。行业协会协调过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企业的手里；没有行业协会的协调，企业想涨价照样可以涨价。有两种方式可供企业选择：一，私下沟通。不准“串通”，私下“通通气”总可以吧。不信，你到菜市场调查一下，菜贩们在涨价之前，有几次没有通过气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能怎么着？二，直接涨价。企业自己觉得该涨多少就涨多少。这种涨价肯定更加混乱、无序。

我国的行业协会还处于发育阶段。很多行业还没有行业协会，或者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就没有听说行业协会从中协调——没有行业协会协调，房价不是照样猛涨吗？

一听说行业协会协调涨价了，大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政府严厉打击；政府终于认定行业协会协调价格违法了，舆论又是一片欢呼。好像阉了行业协会，物价就不会涨了。实在太天真了。

此次阉割，对处于“幼年”的行业协会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宁愿相信，国家发改委此次行动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但阉割行业协会不仅无助于抑制物价，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损人而不利己，不亦蠢乎？！

相关文章：行业协会到底能不能协调价格？

“金庸取代了鲁迅”是个伪命题
盛大林

从今年9月1日起，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将要大换血：《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掉《孔雀东南飞》，《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古文名篇通通撤下。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其中，“金庸取代（挤掉）了鲁迅”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争论大都是围绕“金庸该不该取代鲁迅”而展开。

讨论“该不该”取代，暗含的大前提是“取代”已经是事实。可是，鲁迅被金庸“取代”了吗？

在以前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中，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最多。每一册中都各有两篇。也就是说，中学语文教材中，毛和鲁的文章都在20篇以上。近年来，语文教科书变化较大，但鲁迅的文章应该不会少于10篇。北京此次“大换血”，拿掉了两篇鲁迅的文章。除《阿Q正传》以外，还有《纪念刘和珍君》。尽管如此，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仍然不会少。如果鲁迅还有10篇，而金庸只有一篇，怎么能说“金庸取代了鲁迅”呢？

北京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共涉及几十篇文章。《阿Q正传》只是被换掉的十多篇文章中的一篇；《雪山飞狐》也只是换上的多篇文章中的一篇。选编者在重新选择的时候是统筹考虑的，除极个别篇目外，很难说是某一篇取代了某一篇。之所以产生“金庸取代了鲁迅”的说话，可能是因为《阿Q正传》和《雪山飞狐》在被换下和被换上的篇目中知名度最高或最具代表性，也不排除有些人故意制造噱头的可能性。

对于中学生来说，阅读的视野非常重要。因此，教材的内容应该力求多样化。各种类型的作者、各种风格的作品，都应该顾及。再伟大的作家，也不应该占据过多的位置。作为当代最受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欢迎的作家，金庸理应在中学课本中占有一席之地。鲁迅作为数一数二的大户，让出一两个位置，也是应该的。至于应该拿下哪一篇，是不是要拿下《阿Q正传》，则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也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经典的作品。

不管怎么说，鲁迅并没有被金庸取代，也永远不可能取代。“金庸取代了鲁迅”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与金庸以及其他作者是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人为地把二人对立起来而且争论不休，实在是一件很搞笑的事儿。

先重温一下两个女人的表演吧—— 

　　第一幕：选手跪地索戒赠戒

　　直播进行到“心动才艺”环节时，选手代闯突然冲出表演区跪下来向柯以敏索要礼物，并表示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一个最想送的人。首次参加“心动”节目直播的杨二也颇感吃惊，她按捺不住说：“柯老师，你就把戒指卖给他吧。”随后柯以敏无奈把手上的戒指送给了选手。对于选手的跪地，杨二很是不满：“我要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不能随便地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跪的。”更戏剧性的是，拿到戒指后代闯偏要送给杨二，他又当场单腿点地，将戒指替杨二戴上，顿时全场哗然。

　　第二幕：杨二挑唆选手“扇”柯以敏

　　当节目直播进行到ＩＮ／ＯＵＴ环节时，柯以敏质问另一位选手谢皓，代闯刚才的表现是不是导演组有意安排，该选手回答不知道。这时，柯以敏没就此打住，还继续逼问，并说主办方虽然让杨老师多说，“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两句”。随后杨二为该选手解围，她首先对柯以敏表示不满，杨二说：“刚才柯老师一直在刁难你，你想不想去扇她？”这时，在一旁的柯以敏很吃惊，开始和杨二争执起来。眼看着两位评委争论不休，刘晓庆出面安抚并立即让双方退场。

　　第三幕：杨二暴怒柯以敏大哭

　　轮到代闯进入ＩＮ／ＯＵＴ时，柯以敏发问：“现在我和杨二如果都要做你的女朋友，你会选谁？”逼问下选手回答说：“我选择柯老师吧，比较年轻。”而原因则是：“杨老师很笨，柯老师很聪明。”不料这个回答却激怒了杨二，她立即指责选手不真诚，刚才把戒指送给了她，现在又选柯以敏为女朋友：“你把这个戒指拿回去，我不要！”
　　杨二的这个举动同时也惹怒了柯以敏，在感觉自尊心受伤害后，她竟当场哭泣。看到柯以敏痛哭，杨二还不顾镜头走过来劝慰。而面对选手代闯的不真诚，柯以敏还忍不住发誓要退出这个“选秀”。在此关键时刻，又是刘晓庆出面平息，节目到０时３０分才结束。
 
 
据报道，这次表演发生在8月10日晚的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选秀现场。我没有看到直播，在报上看到报道后，我问老婆：“这事是真的吗？不会是假新闻吧？”但今天我彻底相信了，因为广电总局向“第一次心动”亮出了红牌。

我向来对广电总局的爱管闲事不以为然，这一次也不例外。我觉得，庸俗也是一种权利。文艺作品的格调再低下，政府也不应动辄封杀。不过，柯以敏的表现确实让我大跌眼镜。

我之所以把杨二车娜姆排除在“大跌眼镜”的对象之外，是因为她一贯如此。打情骂俏、挑逗撒泼，就是杨二的风格；而且他没有哭鼻子。既然她一直是这个“态”，也就谈不上“失态”。而柯以敏呢？竟然当场痛哭！看到照片上的丑态，我几乎笑岔了气。

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名女人，竟然在电视直播的现场与别的女人真刀真枪地争风吃醋（杨二是作秀式的吃醋，我不认为是认真的），而且是为一个参加选秀的小选手吃醋！你柯以敏，一个在超女赛场上叱咤风云、风光一时的评委、音乐家，虽然徐娘半老，也不至于可怜到没有男人的地步吧？

杨二的“毒舌”确实非常刻薄。但她的这种个性，柯以敏应该非常清楚。既然愿意与她同台，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比意淫男人的功夫，99%的女人都会败在杨二的手下——“输”给她有什么可丢人的呢？

更重要的是：这是“娱乐”节目。“娱乐”，你柯以敏懂吗？节目组事先安排的也好，杨二现场发挥的也好，“第一次心动”就是一档娱乐节目。在这个舞台上，选手和评委都是演员。海誓山盟、生离死别……都像是孩子过家家一样，当不得真。观众尚且一笑置之，演员怎么反而当真了呢？如果连这点娱乐精神都没有，你柯以敏还搞什么娱乐呢？

柯以敏不会说“我哭鼻子也是为了娱乐观众”吧。果如此，那真是娱乐到极致了。

炼油亏损，民营炼油厂为何还在生产？
盛大林

近两个月以来，由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集团对民营加油站成品油停供，海南200多家民营加油站面临生死危机，“油荒”愈演愈烈。有民营加油站的老板认为，这是两大石油集团——中石化和中石油对民营加油站“赶尽杀绝”的策略。（据8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海南如此，内地的很多省份也是如此。两大国有巨头停止向民营加油站批发成品油之后，民营加油站只好到民营的炼油厂批发，但由于民营炼油厂的数量小、规模小，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油荒”出现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前不久专门下文要求国有石油企业保证市场供应，但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在执行中却有所“变通”，即保证供应自己公司的加油站，从而避免了司机找不到地方加油的局面；而民营的加油站却还在嗷嗷待哺直到饿得“休克”。

中石化和中石油以种种理由拒绝向民营加油站供油，原因很明显，即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导致炼油厂亏损。为此，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数次向国家发改委请求提价，但均未获批准。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不让涨价，那我就减少产量，从而减少亏损；同时，“亏本”的成品油只卖给自己的加油站，“肉烂在锅里”。

但在这种博弈中，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国有炼油厂大喊亏损经营，而很多民营炼油厂却还在加紧生产。两巨头如果在炼油环节亏了还可以在下游环节赚，“堤内损失堤外补”；而民营炼油厂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两巨头有原油开采权和进口权，获得原油的成本较低，而民营炼油厂却只能从国有巨头公司那里获得原油，成本当然会高一些。任何商家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民营炼油厂既然还在生产销售，肯定还是有钱可赚。原油成本较低的国有炼油厂在亏损，原油成本较高的民营炼油厂却还能赢利，这说明什么呢？只有两种合理的解释：要么二巨头“炼油企业在亏损”是谎言，要么说明国有炼油厂的生产效率大大低于民营炼油厂。

民营炼油厂仍在生产的事实充分说明：国际原油价格的攀升虽然提高了炼油的成本，但还没有达到炼油企业必然亏损的程度。只要提高生产效率，炼油行业仍然有钱可赚。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快速攀升、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成品油如果再提价，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国家发改委不批准提价申请是正确的。但目前“停止向民营加油站供油”的局面却可能让民营加油站面临灭顶之灾。

国有巨头们停止向民营加油站供油，本来是民营炼油厂的大好机会。如果这个时候，民营炼油厂能迅速扩大产能、增加供应，就能大大地缓解“油荒”。然而不行。因为民营炼油厂的命运也掌握在国有巨头的手里。

上可以“逼宫”，下可以“赶尽杀绝”，两大巨头凭借的是什么？垄断地位而已！

“高通胀”的根源在强制结售汇制度
盛大林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13日发布的最新消息：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其中城市价格上涨5.3%，农村价格上涨6.3%；食品价格上涨15.4%，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6.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6%。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9%。从八大类别看，7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5.4%。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0%，油脂价格上涨30.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鲜蛋价格上涨30.6%，水产品价格上涨5.4%，鲜菜价格上涨18.7%，鲜果价格下降12.2%，调味品价格上涨4.5%。

自今年3月份以来，国内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连续三个月达到或突破央行规定的3%的通胀警戒线，6月份甚至创造了4.4%的新纪录。此后，专家学者和民间舆论纷纷预测7月份的CPI将达到多少。有人预测可能达到5%，有人说可能达到5.5%——在所有预测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7月份的CPI竟然上窜到了5.6%！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高增长，低通胀”而自豪。当今年物价接连突破警戒线的时候，官方总是不愿意承认“低通胀”的结束，专家学者们也众说纷纭。很多人找出种种理由为不断攀升的CPI辩护，说中国的通胀仍是低水平的、可控的，甚至说中国还没有通货膨胀。但统计数字却很不给这些人面子。在5.6%这个新纪录面前，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这一轮的低通胀结束了！

7月份涨价幅度最大的是食品类，涨幅达到了15.4%，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的涨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5.2%。很显然，食品类价格大涨是拉动CPI的第一“功臣”。从结构上看，农副产品及其制品的大幅涨价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这样的大幅调整，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城镇居民难以承受的——毕竟从年初的2%左右到4.4%再到5.6%的跨度实在太大了！

中央一再强调，要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而现在的通货膨胀可能就达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政府应该怎么办？我认为，首先应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提高救助水平，比如提高低保标准，向困难家庭发放物价补贴，这是直接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一种办法。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物价的监督，当然，这不是让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价格，而主要是加强物价方面的执法检查，打击价格违法行为，至少政府应该保证政府定价目录内的商品不在这个节骨眼上火上浇油。而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通货膨胀的根源，从而从根本上遏制这一轮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那么，此轮物价大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通俗地说，就是社会上的钱太多了，明显超出了实体财富的价值。钱太多，购买力下降，就是通货膨胀。今年以来，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将利息税从20%下降到5%，都是为了把社会上的钱尽可能多地冻结起来或者转为储蓄，从而减少流动的资金，然而收效并不明显。

或许有人要问：央行为什么要印那么多的钞票呢？减少一些货币供应量不就行了吗？问题就在这里。由于中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所有的外汇都必须由中央银行收购，而为了收购外汇，央行就必须额外发行基础货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央行额外发行了10万亿左右的人民币；而且外汇储备还在高速增长。央行一方面在回收过剩的人民币，一方面又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这样一来，流动性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物价上涨的传导（连锁反应）还在进行之中。完全可以预见的是，CPI的攀升还将继续，甚至再创新高。对此，政府当然必须高度重视。而要根治通货膨胀问题，外汇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应给郭小娟一点时间
盛大林

今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友在深圳街头筹到的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郭小娟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小娟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今年6月，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回到深圳后，她于7月24日带着剩下的10万元善款回了山西老家。网友指责小娟“卷走捐款”，对此，昨日郭小娟首次明确回应说，她回山西只是为了回老家继续治疗，善款也没有转移，所以不能说是“卷款”离开。她说，自己还处于恢复期，还没有完全治愈，病情也可能复发。等完全康复后，她会把剩下的钱再捐出去。但舆论并不认同她的解释，网友们认为，根据“救急不救急”的原则，小娟应该把剩下的钱转捐给急需的人。（据8月12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

如果现在就把尚未使用的近10万元转捐出来，郭小娟当然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但我同时认为，她暂不转捐这笔钱也无可厚非，她的理由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善款已经到了郭小娟的手里，如何处置都是她的权利。尽管这种局面不尽合理，也暴露出了民间募捐在操作和管理上的不规范，但这是制度上的问题，不能责怪郭小娟。

连日的报道，都把郭小娟回到山西的行为称为“卷款”。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所谓“卷款”，至少要具备两大要件：一，人不知所踪；二，钱转移账户。而郭小娟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她应该去的，也是她计划中的去处，人们可以随时找到她；同时，钱也还在原来的账户上，如果必要，司法机关随时可以冻结。这怎么能算是“卷款”呢？

舆论普遍认为，郭小娟应该把剩下的钱转捐出来，因为“救急不救穷”是捐助的原则。这里有两个问题：一，那些捐款“剩下”了吗？如果确如郭小娟说的那样，她还处于恢复期，还需要用钱，而且有可能复发，那就不能说那些钱都“剩下”了。当然，她到底还需不需要用钱、需要多少，不能由她自己说了算，但在没有结论之前就说“剩下”了，显然过于武断。二，“救急不救穷”应该如何适用？我认为，这个原则只适用于募捐阶段，而不适用于捐得之后。“救”的主体是捐款人，而不是受益人。捐助的力量有限，而“急”比“穷”更需要帮助。因此，人们总结出了“救急不救穷”这样的一个优先原则。人们在捐助的时候，可以依据这个原则决定“救不救”；但款物一旦捐出去之后，就不存在“救不救”的问题了，因为“救”的行为已经完成了。只是比较“穷”的郭小娟目前确实不“急”着用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不再捐款给她（即不再“救”她），但已经捐给她的钱，却没有理由再要回去。人们必须明白，让郭小娟转捐，实际上是在要求一个穷人捐助其他穷人。我认为，在家庭比较贫困而且病情还存在变数的情况下，郭小娟“暂时”不愿转捐，也是可以理解的。

郭小娟的行为确实不够高尚，但网友和舆论如此紧逼不舍而且不断地进行道德拷问也是不厚道的——至少，应该给她一点时间。

张柏芝：真正的女人，合格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盛大林

连日来，张柏芝又成了娱乐圈里的主角。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她又主演了什么新电影或者又推出了什么新歌，而是因为她当上妈妈了。

张柏芝也被称为“玉女”。标标准准的瓜子脸上，总是阳光灿烂。不过，电视上的她却远没有照片上那么光彩照人。有一次，我看到她的脸上充满了杂质。我认为，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只不过五官都长在了比较合适的地方，因此只适合远观，而不宜近视……尽管如此，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我对她的好感既不是因为她的《星语心愿》如何动听，也不是因为她主演的电影如何精彩，而是因为她在舞台之外的表现。

首先是她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一般情况下，娱乐圈的女明星们都是绝口爱情、远离婚姻的。她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周旋于众多男导演，要么委身于一些男老板；她们想用青春换取更多的金钱，更担心有了确定的男友或老公会影响她们的人气和星运，直到“老大嫁作商人妇”……在她们身上，更多的是逢场作戏或者交易；如果与她们谈论爱情，可能会被嘲笑为傻冒。但张柏芝与众不同。今年才芳龄28的她很早就涉入爱河，而且把一场爱情演绎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为了爱情，她置如日中天的事业于不顾；为了爱情，她与另一个女人展开了一场“有你无我”的争夺战。失败了，她自暴自弃，甚至放纵自己——大哭、宿醉、骂人，随便找个老外男友而且招摇过市、丑态百出；胜利了，她格外地投入，甚至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家庭上……在爱情越来越稀罕的今天，人们竟然从一个女明星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爱情，实在难得。

再就是她初为人母的态度。而今，婴儿奶粉越来越畅销了，为什么？因为愿意喂奶的母亲越来越少了。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形，她们竟然放弃母亲的天职。作为一名“玉女”，作为一个女明星，身材当然比一般的女人更加重要。更何况，她还要牺牲宝贵的时间。但张柏芝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乳喂养！而且，刚生完第一个孩子，她就问医生什么时候能怀第二胎了。她满足地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可以照顾家人，嫁个好丈夫和做妈妈……”

有了心上人，就全力追求；追到了，就马上嫁人；嫁了人，就马上生子；生了第一个，马上就计划第二个……不矜持，不掩饰，不做作；敢爱敢恨，勇于担当，率性而为……

张柏芝，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伟大的母亲。

相关旧文：《梁咏琪：“玉女”何以变“欲女”》

欺诈式“互动服务”该由谁来查？
盛大林

信息产业部６日发出通知，全面清查基础电信企业和增值电信企业（ＳＰ）与广播、电视合作，开展的如解析姓名、测星运、占卜等信息服务，以杜绝虚假宣传、虚设中奖信息等诱骗用户使用信息服务的行为。信息产业部要求，按照“谁收费谁负责”的原则，各基础电信企业在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前，将核查清理情况报信息产业部和当地通信管理局备案，未备案的业务一律停止。对存在问题的ＳＰ，立即关闭端口、停止接入；情节严重的，电信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据8月7日新华社电）

说是现场直播并让观众短信互动，实际上是录播，观众的短信当然都是白发了；节目最后公布了一串中奖手机号码，可那些号码或者不存在或者是工作人员亲朋好友的号码；题目极其简单、奖品极其诱人，但中奖的概率比彩票还要低，短信发到手软，得到的答复却永远是“您差一点就中奖了”……真假难辨、拒之也难，这种欺诈式或博彩式的电信互动服务，早已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害。因此，信息产业部“全面清查”的消息一出，立即被各大网站置于头条等显著位置并受到了网民的追捧，实在情理之中。

其实，所谓“全面清查”直到目前还只是一个“通知”而已。“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我认为，很可能是“雨过地皮湿”。

从技术上讲，清查那些欺诈式或博彩式的互动信息服务并不难。各家基础电信企业以及信息产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广播电视的听众或观众、也都是固定电话或手机的用户，因此，他们对情况也都很了解。只要他们愿意去查，易如反掌。可是，他们积极得起来吗？不错，那些所谓增值服务的大部分收入归于增值服务商或广播电视台，但每一笔增值服务中所包含的基础服务费却归基础电信企业。基础电信企业与增值服务商和广播电视台，即使没有合谋，至少也是利益共同体。如果那些增值服务都被清查掉，各基础电信公司也将蒙受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不是“自断财路”吗？

根据信息产业部的通知，清查分为“自查清理阶段”和“重点检查阶段”，被抽查出问题的将“严肃处理”。“自查”的结果不敢乐观；“抽查”的结果会怎样呢？电信行业仍然是政府垄断，几家电信企业都是国有性质的。也就是说，信息产业部与几家电信企业其实是“父与子”的关系。“老子查儿子”能查到什么程度？“老子打儿子”又能打多狠？不言而喻。说到底，信息产业部最后的“检查”仍然属于行业内部的“自查”。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电信企业的责任并不大，因为那些服务都是增值服务商或广播电视台提供的，电信企业只是出租了服务的平台而已。有人用菜刀杀了人，总不能去找卖菜刀的人算账。在增值服务问题上，基础电信企业最多只应该承担一点连带的责任。如果增值服务商或广播电视台提供的服务确有虚假宣传、欺诈诱骗之嫌，基础电信企业应该予以提醒，但最应该出手的还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安部门。因为虚假广告、商业欺诈等都属于工商部门监管的范围；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则应由公安部门处理。

短信互动服务中存在的欺诈诱骗等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泛滥成灾的程度。就连信息产业部门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并开始“自查”了，然而，我们的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却一直袖手旁观，实在令人费解。